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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熱詞冷觀】航空監督員

  不久前,國航“監督員”事件引發輿論熱議。一位自稱是“國航監督員”的女士,斥責在飛機滑行中使用手機的其他旅客,并為此報警,使得幾位乘客被警方帶走調查,滯留約7個小時。國航起初回應稱從未設置“監督員”崗位,后又表示此人是一名因身體原因休養的員工。

  筆者覺得,此事關鍵不在于有沒有監督員身份,而在于在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中,每一個公民、企業乃至執法機構的行為尺度。可以這樣說,不論是監督員還是普通乘客,都有權利對不文明、不安全的行為進行提醒勸阻;但不論是監督員還是普通乘客,都沒有權利用歇斯底里的瘋狂方式勸阻、攻擊甚至騷擾別人。

  航空公司如果設置監督員,完全是光明正大的事,不必遮遮掩掩。乘飛機,不論是打手機,還是往發動機里扔硬幣的行為,如果有監督員能及時發現、提醒、阻攔,當然是好事。即使不是監督員,我們每個人都有權利去監督不文明、不安全的行為。在生活中,我們看到有人隨地吐痰,或者在無煙區吸煙,都可以進行提醒和制止,這種監督權是公民的天然權利。就像最近網上的一個短視頻,一個天津小伙兒喝止了想從樓上往下扔垃圾的大媽,受到點贊。顯然這位小伙子也不是什么監督員,但每個人都有權利去喝止不文明行為。然而,國航這位自稱監督員的女士,她的問題在于濫用了公民的監督權利——大吵大鬧、歇斯底里、夸大其詞、亂扣帽子、大鬧客艙,整個過程,不是別人而恰恰是她擾亂了公共秩序,把監督權變成了個人情緒的宣泄。

  但是這件事更值得深入探討的,還有三方面尺度問題。

  一是公民行為的尺度。制止在飛機上打手機,這從哪看也沒毛病,但動機正確不代表方法和結果正確。以火車霸座為例,曾有媒體報道這樣的案例,有人在高鐵上霸座,旁邊乘客看著氣憤,于是對這人拳打腳踢,加以教訓,結果這個打人者被判了刑。因此,在糾正別人不文明行為時,自己先要注意方法適當,手段力度應該成比例。比如,不文明行為如果是口頭的,那我們勸阻時就不該動手。不文明行為者如果是低聲反駁,那我們勸阻時至少不應大喊大叫。

  二是企業服務的尺度。有媒體提到,這位國航員工存在精神問題,這就涉及航空公司對于精神病人乘坐飛機的服務尺度問題。民航相關規則規定,精神病患者或健康情況可能危及自身或影響其他旅客安全的旅客,承運人不予承運。但這一規定在現實中落實并不嚴格,這或許是因為,精神病不會寫在臉上。然而,一旦精神病在飛機上發作,那對航空安全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。現在對于失信被執行人,通過身份證號可以做到限制他乘坐飛機。那么,今后醫院對精神病人進行診治之后,也應有相應的評估或者證明,一旦認為他乘坐飛機具有危險性,那么應該把這個人的信息傳送給民航部門,做到信息共享,確保航空安全。

  三是相關部門執法的尺度。國航這件事的矛盾激化,很大程度是因為這個所謂的監督員報警后,相關乘客真的在機場被滯留7個小時。由于報警人夸大其詞,警方對于涉嫌危害航空安全的行為肯定不敢怠慢,要仔細調查,這可以理解。但從制度上說,如果隨便什么人報個警,都必須得讓無辜的人陪在那調查好久,這種執法尺度恐怕也有完善的空間,至少要讓權利義務對應。我們都知道,要是無中生有地謊稱飛機上有炸彈之類的,那是嚴重的刑事犯罪,而如果精神偏執的人嚴重地夸大其詞,把很小的事說成很嚴重的事,這也類似于一種報假警,也應該有相應的懲戒機制,避免公共資源的浪費。

責任編輯:董方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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